150万可“借卵+包生两个宝宝”？杭州多家三甲医院代怀孕小广告井喷

今年7月起，一个现象引起记者的关注：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的多个公用卫生间里，常能看到各种形式的“代怀孕”“性别鉴定”“包生男孩”小广告。“巧合”的是，这几家医院都是能够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有不少患有生殖系统疾病、不孕不育的夫妻前来就诊。

非法代怀孕小广告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多家公立医院厕所里

把非法代怀孕的广告贴进公立医院，小广告的背后是群什么人？地下非法代怀孕市场又是怎样的？在隐蔽身份与两家非法代怀孕机构负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联系，走访了多家医院和个人后，记者看到了一个大而危险的“陷阱”……

医院：

从卫生间蔓延到医院各角落

代怀孕小广告令人防不胜防

其实早几年，各医院厕所就有类似小广告出现，只是情况不太多，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井喷。

一年来，浙大妇院总务科和物业管理人员发现过以各种形式、途径出现的“代怀孕”“试管”“包生男孩”小广告，位置从相对隐蔽变得醒目，越来越无所忌惮。

浙大妇院总务科副科长邵卫红说：“我们要求清洁工人一发现类似小广告就清理，但这些广告越贴越多，位置也越贴越高，甚至贴到了天花板上，有时需要请男清洁员带工具爬高去清理，简直苦不堪言。”

医院的清洁工经常需要爬高清理，擦完又贴

这样的小广告甚至从公用卫生间蔓延到了医院的其他地方，到了无孔不入，令人防不胜防的境地。

浙大妇院3号楼原本有个“严禁吸烟”的提醒牌，贴小广告的人在原来的牌子上覆盖一个“严禁吸烟”牌，下面是一串“代怀孕”“试管”“生男孩”的字眼和二维码；有的广告则出现在了门诊、住院部楼层的科室介绍栏上，消防栓、花坛柱子也未能幸免。

非法代怀孕小广告

“小广告形式在不断升级换代。”邵卫红说，最初的广告是用记号笔写在医院公用厕所的门和隔档上，或者是一张贴纸。后来，广告材料变成亚克力的长方形纸板。

现在的广告则做得更“正规”，比如，在“小心地滑”“节约用水”的提醒字样下，打上“代怀孕”“性别鉴定”“供卵服务”，以及电话、微信号……

一天最多能清理多少？邵卫红苦笑：“最多能清理几十个，而且往往是上午刚处理完下午又发现。我们也联络了医院保卫科，看看能不能揪出几个‘熟面孔’，可成效不大。因为这些贴广告的人行动非常隐蔽，要抓源头很难。”

其他几家医院也有同样的苦衷。

机构：

驻址附近是上海一著名大学城

服务推介简单直接明码标价

在收集了多家医院厕所的小广告并进行号码归属地查询后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号码的归属地都在广州，也有在上海、北京的。

记者通过微信加了小广告里的其中两家代怀孕机构。一家叫“快乐宝宝”，微信介绍显示其业务分布在广州、上海、南宁；另一家叫“天赐宝宝试管中心”，介绍显示地址就在上海。记者以多次没有胎心胎芽导致流产为由向两家机构“求助”，对方都迅速给出了“代怀孕”这个办法。

“我们的微信朋友圈有多个真实成功案例，我们是正规医疗公司注册，带身份证签合同，无任何中介费！”在推广代怀孕方案时，“天赐”公司的负责人说，“子宫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衰退，停经会直接导致子宫萎缩，租借子宫没有几十万元是搞不定的。”

两家机构都声称能够开展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借卵服务、代怀孕服务，项目费用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其中，“借卵+包生两个宝宝”的费用高达150万元！

“快乐宝宝”的负责人小何还介绍说，广州的代怀孕市场特别大，是代怀孕的“天堂”，上海也有几家，“天赐”规模没有他们的大。在沟通了一段时间后，记者提出想去现场看看，询问具体地址在哪儿。

没想到的是，两家机构给出的地址竟出现在同一条路上——上海市松江区茸悦路。

信息搜索显示，茸悦路并不长，路的两侧除了购物中心外，矗立最多的就是酒店式公寓、服务式公寓。茸悦路附近有个松江大学城，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东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等7所高校。

在小何的朋友圈，每天都有所谓的“报喜”。记者曾看到一个女孩的照片，面容姣好，照片下这样介绍：供卵自愿者、211高校大学生，身高1.70米，形象好，需要的客户尽快预定。

供卵（或借卵）是地下非法代怀孕机构普遍开展的业务之一。小何说，只要客户提出需要，比如身高、体重、血型、学历，他们都会按要求寻找“自愿者”，然后带给客户面试。

机构提供的供卵“自愿者”年龄标准为19-26岁，身高1.60米~1.70米，外貌良好身体健康，有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也有刚毕业的。

小何的资源总是很抢手，这个女孩的照片资料发到朋友圈后很快就被客户预定了。“一般情况下，好的资源两天内就会被定下，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甚至发出几小时内就会被‘下单’。”小何说。

我国卫生部门曾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然而在这些机构里，交易是明码标价的。

“天赐宝宝”在对记者报价时告知，客户需要在支付“套餐”费的基础上给捐卵自愿者一定的补偿。补偿标准一般在3万至6万元，如果不挑选自愿者，补偿费用2.5万元。

例如，他们机构“借卵自怀包怀孕”价格为16万元，“借卵+借腹生一子包成功”的价格为90万元至110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客户需要给供卵“自愿者”几万元的补偿费。

代怀孕公司安排“自愿者”和客户面试

代怀孕妈妈：

哭诉凄惨经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

橙橙（化名）是安徽人，1991年的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因为婚姻走到尽头让她心灰意冷，加上微商生意亏钱又欠了外债，橙橙想到了一个能来钱又能逃避现实的办法：当代怀孕妈妈。

“到代怀孕机构‘工作’这一年，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的日子。”在和记者对话时，橙橙几度哽咽。

“我的婚姻不太如意。”橙橙说，“我是2014年生完小孩的，之后的一段时间做微商，但孩子的爸爸动了我的一大笔货款，导致我资金链断掉了。”

橙橙做的是代理，货款出现了大窟窿后，代理生意显然是做不下去了，同时她还欠了一笔保证金。“我只能再向外面借钱把原先代理的保证金还掉，解散自己的团队。”

2015年4月，橙橙把孩子放在了自己父母家后只身来到南京打工。因为只有高中学历，橙橙找工作到处碰壁。2015年6月，橙橙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入瓶颈，争吵不断升级。

“我想逃避婚姻，又想要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代怀孕妈妈的招聘广告。”橙橙说，她从网上搜索到了很多“代怀孕”机构的广告，也加了很多机构的微信和QQ，“后来我从众多公司中选择了上海的一家。我一直在网上跟这家机构的客服联系，对方也很热情，经常跟我聊天、谈心，她的朋友圈看起来也比较真实。”

下定决心后，橙橙前往上海，打算去之前一直保持联络的代怀孕机构，可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让她既吃惊又失望。

“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一下火车，接站的什么都没说就把我接到了一个地方，上楼前很强势地把我的身份证收走了。上楼后，跟我对接的人跟之前联系时的态度判若两人，说他们只是中介，已经把我转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接下来，橙橙被转到了一个代怀孕机构，并拍照留底给客户选择，“公司会让客户通过照片选择代怀孕妈妈。整个孕期代怀孕妈妈和客户夫妻不会有什么接触，除非到了节点，比如过年过节和重要产检的时候，会让客户夫妻来一下。”

橙橙说，选择让她代怀孕的客户来自杭州。这对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希望通过代怀孕再要一个女儿。

“一般公司为了保证成功率，都会在代怀孕妈妈的子宫里放2~3个胚胎，我大概是易受孕体质，2个胚胎在我子宫里都存活了。可客户夫妻不想要双胞胎，我不得已做了减胎手术。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橙橙哽咽了，“这毕竟是一条生命啊！”

在上海代怀孕的一年里，橙橙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她说，机构不会让代怀孕妈妈出去，所以不能像其他孕妇一样正大光明地外出散步、逛商场，也不能像自己怀孕一样有丈夫和家人陪在身边尽心呵护。怀孕的时候女性的心理变化是很复杂的，很脆弱也很容易抑郁，这些都不会有人来管。

最让橙橙崩溃的是丈夫趁她在上海期间，把孩子从她父母家接走，剥夺了她的抚养权。“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但大着肚子又不能走出这里把我孩子找回来。我开始后悔，为什么要做代怀孕这个事情。”橙橙哭了……

客户：

前后交了200多万元找人代怀孕

结果老板失联，机构人去楼空

邵先生是温州人，目前一家人住在杭州。邵先生对记者坦言，他和妻子都40多岁，女儿3岁了，夫妻俩想再要个儿子。但因为妻子正值事业上升期，再孕育需要“休整”两年时间，说什么也不肯再生，他们便想到了代怀孕。可问了一圈后，夫妻俩打了退堂鼓。

“很多是假的，骗了钱就跑路了。”邵先生说，“我认识的一个姐姐曾找到过一家深圳的代怀孕机构，负责人说他们可以提供代怀孕、借卵服务，业务很大还发展到了香港，包成功，不成功退款。

这个姐姐后来选择‘代怀孕包怀男孩’的服务。这个机构也像模像样地带着做体检等，姐姐前后共交了200来万，对方让她回去等消息，说会根据她的要求选择代怀孕妈妈，可后来老板失联了。去深圳找对方，原先的机构早已人去楼空。”

有的人上当受骗损失了钱，有的人则躺进了医院重症室。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科高惠娟主任医师就曾抢救过这样一个病人。

“这个女患者挺年轻的，当时是因为腹部剧痛来到我们医院，检查后发现她盆腔严重感染，满腹腔都是腹水。此外还有少尿、凝血功能下降、血栓、呼吸困难的情况，在急诊重症室里躺了好几天。”高惠娟说。

为什么会出现急重症，女患者一开始支支吾吾，最后在高惠娟的开解下才道出了实情，原来她在地下机构做过供卵，机构给她药物大量促排卵，取卵的时候发生了感染。

关注

非法代怀孕，危险的背后谁为伤害买单

多方数据显示，不孕不育正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每8对适龄夫妻中，就有1对为不孕不育。

2017年，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左右。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其中女性占50%，男性占40%，夫妇双方共同原因占10%。

正是看到其中蕴藏的市场及巨大利润，各种非法代怀孕机构应运而生，但须注意的是带来的危害巨大。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科主任费小阳告诉记者，很多提供代怀孕服务和供卵的女性都很年轻。“生过和没生过孩子完全不一样，女性的机体、子宫结构、衰老程度等都会发生改变。有些年轻女性因为经济问题或缺乏法律、医学常识而频繁代怀孕，这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说起这些，费小阳有些激动。

“代怀孕是非法的，这些机构只能让代怀孕妈妈住在旅馆、居民区，她们得不到周全严密的照料和医疗检查。一些地方没有医疗安全保障，做不到无菌处理，一旦感染、大出血，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代怀孕涉及到很多问题，“首先是伦理方面。从遗传学角度，孩子是提供精子卵子的客户夫妻的，但从生理学角度，孩子是代怀孕母亲的。代怀孕母亲、遗传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母子关系难以界定，容易出现社会关系混乱，给代怀孕母亲和孩子带来身体和心理的伤害。”费小阳说。

由于无法界定母子关系，代怀孕可能引起继承、抚养等问题，对孩子的成长不利。“有新闻报道过代怀孕妈妈产子后打官司的，当时的确签了代怀孕合同，而十月怀胎是会有感情的，孩子真的生下后，很多代怀孕妈妈会舍不得。”

费小阳说，“当然，还有敲竹杠的情况，因为选择代怀孕的客户往往有经济实力，提供代怀孕服务的机构和个人往往需要钱，在交易过程中，有被敲竹杠的风险。”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俞帅斌说，从事代怀孕有关的行为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明显相违背。

在我国普遍的司法实践中，因代怀孕孕母和委托代怀孕的父母之间签署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或者中介代怀孕机构和委托代怀孕的父母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均会因违反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而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我国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怀孕技术。”

延伸

杭州仅6家医院允许开展辅助生殖技术

第三代试管技术只两家可开展

非法代怀孕机构号称能够开展辅助生殖技术，也就是百姓常说的“试管婴儿”，而且是三代试管技术。可很多人不清楚，为了保障医疗安全，辅助生殖技术作为特殊医疗项目需要国家卫健委审批，要求只能在三甲公立医院展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科高惠娟告诉记者，在杭州，获批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也就只浙大一院、浙医二院、邵逸夫医院、省人民医院、浙大妇院、杭州市妇产科医院6家。其他的设区市，每个城市只允许1到2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医院中心实验室

允许开展第三代试管技术的更是少之又少，浙江省只有浙大妇院和邵逸夫医院允许开展，这项技术在运用中仅允许遗传性疾病的筛查，不允许性别筛查。

“辅助生殖技术能给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希望，但这项技术如果不严格限制，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性别选择、代怀孕、供卵等，这些从技术层面上已经不难，而如果控制不好就是灾难。”高惠娟说。

稿件来源：青年时报